载于《经济管理·新管理》2004年第2期
当代消费文化的变迁必然产生传统营销范式赖以存在基础的脆弱性。然而,迄今大多数的讨论和实验仍然停留在营销范式及其技术本身上,很少有根本性地反思它们存在并运行于其中的消费文化这个基础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努力通过关系营销培养顾客忠诚,而总体上的顾客忠诚度反而趋于下降了。我们有理由推断,目前的关系营销范式和某些技术与当代消费文化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从而无助于甚至阻碍了顾客关系的培育与发展。事实上,今天的顾客忠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例如,亨利中心(Henley Center)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0人中,只有不到1/3(27%)的人信任零售商或制造商,信任广告的消费者只占14%[2]。而信任一般被看作衡量关系质量,亦即关系营销成败的一个重要维度(Hennig-Thurau、Hansen,2000)。
总之,随着消费文化的变迁,我们需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对关系营销范式与技术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在系统分析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中内在的各种关系营销障碍的基础上,对目前的关系营销范式进行后现代主义的修正。
(一)超现实与享乐主义。"超现实"(hyperreality)是讨论得最为广泛的后现代性条件或后现代文化之一。波德里亚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已越来越成为"超现实",人们不是生活在"现实"而是生活在"超现实"之中。根据波德里来的观点,超现实是对虚假的、模拟的、想象的"真实"或者过去的"真实"进行了真实化的东西。超现实包含模拟,它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而始终是一种被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它之所以被称为超现实,似乎有两个理由:它超越了在现代(或科学)时代被认为是现实的那些东西;它也包含了一些过去和现在的不真实的东西(Firat,1991)。
在今天的媒体和营销实践中,超现实无处不在,比如MTV、由"历史"景观构筑的主题公司(如迪斯尼、杭州的宋城)、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电视直播的伊拉克战争、计算机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体验商店等等。在超现实不仅被承认,而且被市场营销所实践的后现代文化中,消费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方式都改变了(Firat,1991)。在超现实的后现代性条件下,人们不再寻求本质、中心和隐藏在表层下面的某种深层意义,形象本身就成为了人们在购买和消费时所追求的本质(Cova,1996)。他们不仅仅消费产品(或其使用价值),也(甚至替代地)消费这些产品的符号意义,即形象。通过形象,后现代消费者建构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且感受自身存在的意义。
人们对形象进行消费是为了从形象中获得情感体验(胡金凤,2002)。这种消费,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享乐主义消费。在享乐主义消费中,情感代替了功能,象征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在现代性条件下,享乐主义曾被贬为低级、无深度的,并被谴责为自毁的。在后现代时代,享乐"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公民义务约束机制。"[4]人们把追求享乐看成了一项事业,并将其与清教徒的事业相提并论(Baudrillard,1970)。于是,享乐主义消费被"合法化",对从未有过的全新刺激和更强烈的情感体验的追求成为后现代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共同旨趣。
目前的关系营销概念并没有忽视通过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为消费者创造和提供象征价值和情感利益,对这方面的利益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然而,问题在于,当关系营销面对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时,它应该由谁以及如何为消费者创造和提供这些价值和利益。主流的讨论和营销实践仍然假设,营销者是市场的中心,他们被描绘成文化工程师,通过品牌化的商品对消费者的思维和感觉进行组织(Holt,2002)。在实践中,被假设具有无上权威的公司,运用老练的营销技术引诱消费者参与到蕴含于品牌之中的被编码的意义体系。相应地,消费文化则被看作是围绕顺从营销者的权威原则被组织起来的。
这种营销中的文化权威模式,在应用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时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然而,对于已将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内部化的那些消费者来说,则只会引起对抗和抵制。他们在消费中更加具有反思性、创造性和生产性,不接受任何来自营销者文化意义的强加。消费者为了维护个体的主权,往往通过积极的参与,利用自己"不可剥夺的完全误解的权利"(Barthol、Goldstein,1959),赋予品牌地方化的、个性化的意义。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情感体验,并不仅仅来自于与公司或品牌间的双边互动或关系,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双边关系创造的情感体验对消费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与关系中其他消费者之间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分享。对于后现代的部落主义者而言,情况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品牌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并发展与他们的关系,所要做的就是为部落成员之间的情感分享提供支持和便利,而不是像现代品牌社区那样,起一种中心的、支配性的作用(Cova、Cova,2002)。
(二)不确定性与承诺的丧失。如果说现代性代表了确定性,那么,后现代性则代表了不确定性(Bauman,1997)。在一个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制的和安全的,因此人们可以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建立对他人的信任并做出长期的承诺。然而,在一个无序、混乱、非规则化的后现代世界中,世界被感知为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不安的。为了避免今天的投资变成明天的负债,鲍曼指出,"在后现代人生活游戏中,......明智的策略是,使每个游戏变短,......使游戏缩短意味着:警惕长期的承诺;拒绝坚持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不再献身于唯一的职业;不再宣誓对任何事、任何人保持一致与忠诚;......"[5]
显然,在这种后现主义的生活(或消费)策略与目前的关系营销范式之间存在高度紧张。在关系营销概念中,承诺通常被看作是"顾客出于感情联系(即感情承诺)并认为保持关系比终止关系能带来更大纯利益的想法(即计算和认知承诺)而产生的保持长期商业关系的倾向。"[6]关系营销要求或希望消费者对公司、对品牌、对关系本身做出长期承诺,并以此作为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想象或幻觉,即使曾经存在过这种倾向,我们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消费者的身上也不可能找得到了。
这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关系营销是以一个"浪漫的隐喻"为依据的,它把关系比作婚姻,并且假设(或者幻想)消费者总是喜欢忠诚、稳定的婚姻关系的,而不屑于那种玩世不恭的一夜情。但是,"也许他们仅仅是想与营销调情或开玩笑。"[7]后现代的人们内在地具有成为交易型消费者的倾向,他们更愿意没有承诺、没有长期义务的"调情"而不是走进"围城"。在实践上,关系营销者便可能(实际上一贯如此)采取某种强迫形式或者让消费者形成某种依赖性(如通过提高转换成本设置退出障碍)来建立和维持一定的关系。然而,这种强迫关系在它的形成条件发生变化时,也就难以为继了(汉森,2003)。后现代的这种分裂也反映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后现代性条件下,在不同的消费场合或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例如,当消费者吃冷冻食品、看电视、刷牙、给猫喂食时,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不再寻求中心的、一致的本质(即现代的"宏大叙事"),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获得能使他们在每一种情境或每一瞬间都"有市场"(marketable)、讨人喜爱和令人羡慕的自我形象,寻求在各个非连续的、不同片刻上的良好感觉。结果,他们投身于一种不断模仿和转换形象的游戏之中,以充分利用能从中找到自我的每一种情境。这就发生了自我的分裂、碎化。在后现代文化中,自我不再是一致的、真实可靠的或中心化的(Gergen,1991;Laing,1969)。
由于自我形象是通过在市场中获得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表达的,因此,市场成了实现分裂的自我,以及在片断化的时刻感觉良好的中心。市场自身也是碎片化的,因为它似乎没有了一个中心的、一致的"宏大叙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中的许多消费者和产品,以及所有的关系都是真实的瞬间;以及每一种改变都要求消费者不做出任何深度的承诺(Firat,1997)。的确如此。消费者只要有购买能力,他就可以尝试性地购买,并且很快扔掉它;或者在一种情境中为了表达一种形象而暂时地使用它,然后带着另外一些产品,转向另外一种形象。
总之,在后现代文化中,消费者不再坚持某种固定的自我形象和认同,而是更多地采取行动导向[10],通过积极的参与和持续的形象转换,寻求在不断变化的、片刻上的认同中获得某种令人愉悦的情感体验。在后现代社会中,丰富的符号资源(如产品、品牌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裂变[11](schizophrenia)式的体验。因此,人们在日常消费生活中奉行的是一种折衷主义,往往表现出一种"听雷格(regae)摇滚乐[12],戴西方表,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食物,在东京用法国香水,在香港穿复古服装"(利奥塔,1979)的讽刺、混乱、大杂烩式的消费风格和生活方式。在面对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时,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关系营销应该试图保留现有的顾客[13]而不是更新他们,并且单纯追逐"顾客份额"(share of customer)这样的绩效指标,那么它的有效性和实践价值就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整个关系网络以及网络上的各个"节点"(为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位置和空间)才是相对稳定的,也是关系营销需要真正健全、完善和维系的。与此同时,这些"节点"上的具体成员(如特定顾客),是不固定、长久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匆匆"过客"。可以用来衡量关系营销成败的,将不再是每一个成员的承诺和忠诚(采用顾客维持率之类的指标),而是关系网络上"满座"率的高低。这类似于互联网上的"点击率"——尽管访问者可能没有承诺,也并不重复光顾,但它却反应了网站建设的成败和受欢迎程度。因此,关系营销的技术将不再是为顾客设置退出障碍,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转换成本,从而"锁定"、"套牢"他们。而是尽可能为顾客扫除一切退出(有时也包括进入)障碍,让所有的关系(即使是短暂的)都成为自愿的、情感性的关系。这样,关系网络将会对所有可能的、潜在的顾客开放,而不是歧视性地仅仅对那些被认为具有忠诚倾向的顾客开放。
(二)关系利益的重点从使用价值和经济利益转移到象征价值和情感利益。如果我们把消费者希望从公司获得的利益区分为源于核心产品或服务的利益和源于关系本身的利益,那么在后现代性条件下,消费者在这两个方面所关注的重点都存在向象征价值和情感利益转移的倾向。不论是产品的购买、消费,还是成员之间(包括顾客与公司、员工、品牌三个层次)关系利益的分享,都取决于产品、关系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在消费者自我形象构建中的作用)以及在认同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例如,一项对摩托车拥有者的调查发现,许多购买并不是因为机车的性能,而是由于骑乘时的自由、独立、充满活力的感觉,以及在机车族中形成的微妙伙伴关系。正是由于能够更多地提供不同凡响的体验和成员之间情感分享的机会,哈雷俱乐部的营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四)从精英文化圈子中走出去,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在现代社会,精英阶层被看作是文化(高雅文化)的源头或中心。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真品和赝品、现实和模拟等之间的界限已经消解。时尚观念、新产品或服务,并非全部来自于"文化精英"或文化专家,而实际上它们也来自于街道和大众,并且通过"冒出"[19](trickle up)、"横向影响"(levelling influences)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化创新的扩散。
在这种情况下,营销者必须从精英文化圈子中走出去,放下以文化权威自居的高傲姿态,真正贴近那些大众文化的中心,去寻找创新的灵感与源泉。这些中心包括艺术和时尚社区、种族亚文化(如Nike、Sprite和Fulu品牌的非裔美国人聚集区)、职业社区(如Nike品牌的职业运动员、Apple的商业艺术团体)、以及消费社区(如PacSun的冲浪者、Burton的滑雪板运动者)等。现在的公司都在努力把自己融入到这些文化中心,通过有效地控制发源于这些中心的文化运动来赢得市场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对于许多公司来说,垄断这些文化创建的渠道便成了头等重要的战略(Holt,1999)。[1] 尽管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表面证据(所采用的某些营销技术)证明关系营销与后现代主义的一致性,甚至还有一些作者认为关系营销概念在本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但本文作者认为,将目前的关系营销概念、范式与技术理解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大杂烩,也许更准确一些。
[2] 转引自王长征编著:《消费者行为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3] 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条件也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4]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0-71页。
[5] [英]齐格蒙·鲍曼著:《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6] [德]索斯顿·亨尼格-梭罗、尤苏拉·汉森:《关系营销——对关系概念经典理论的一些思考》,载于Thorsten Hennig-Thurau Ursula Hansen主编:《关系营销——建立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赢得竞争优势》,罗磊主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7页。
[7] [德]史蒂文·布朗:《关系营销的三个Rs:反向的、固顾的、倒退的》,载于Thorsten Hennig-Thurau Ursula Hansen主编:《关系营销——建立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赢得竞争优势》,罗磊主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8] 片断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非连续的、没有结果的、孤立的事件,也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事件。参见[英]齐格蒙·鲍曼著:《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9] [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7-8而。
[10] Holt(2002)在其案例研究中发现,消费者可能致力于一个以作为某一类消费者(其中一个被研究对象把自己看作是能够看穿市场宣传伎俩的消费者类型;另一个把自己看作是一种利用市场丰富的符号资源进行创造的消费者类型)的行为为中心的认同工程。在这一意义上,消费者仍然具有某种自我形象和认同的相对稳定性,但因为消费者行动导向的缘故,它却很难导致对任何特定品牌的忠诚。
[11] 精神裂变可以被看作是能指之间联系的中断,就是时间、记忆、历史的中断。它是詹明信在分析时间碎化时所运用的范式,也被波德里亚看作是后现主义的一个要素(费瑟斯通,2000)。
[12] 一种源于西印度群岛的摇滚音乐。
[13] "保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依笔者看来,"锁定"、"套牢"这样的用语可能更适合目前大多数企业的关系营销理念。
[1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15] [英]尼格尔·多德著:《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16] 笔者认为,相对来说,没有参与的被动娱乐,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体验(如现代主义的距离审美);有参与的、距离被消解的体验(如距离消解的审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体验。参见迈克·费瑟斯通(2000)的相关论述。
[17] 转引自[美]戈登·福克塞尔、罗纳德·戈德史密斯、斯蒂芬·布朗著:《市场营销中的消费者心理学》,裴利芳、何润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18]例如,2000年,耐克鞋的顾客定制网站遭遇了一次反品牌的文化狙击。在耐克的网站上,顾客可以下单购买定制的运动鞋。比如,耐克可以把顾客选择的词语题写在定制的运动鞋上。狙击者并不像一般的顾客那样,让耐克公司在自己定制的运动鞋上打上姓名或者他们喜爱的团体名称,而是要求公司打上一句暗示耐克使用血汗工厂劳工的标语。在交易高峰期,狙击者登上定制网站,诱导耐克公司掉进事先设计好的逻辑陷阱,以揭露耐克在其"Just Do It"哲学与它拒绝顾客要求之间的矛盾。然后,狙击者将这一事件在Web网上到处张扬和传播。
[19] 与现代社会中"滴漏式"(trickle down)的扩散,即由较高社会阶层向较低社会阶层的扩散相对应。它是指由大众向所谓"精英"群体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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